父亲书桌上的灯光早已熄灭。他离开那张书桌、离开为之耗尽毕生精力的教育事业和铁路事业，已有二十余载。
如今，望着被父亲肘臂磨得失去油漆而露出木质本色的桌面，以及桌面上那一道道折射出渐变光彩的天然纹理，我仿佛又看见了那位学识渊博、一丝不苟的学者，那位乐甘于奉献、深受师生爱戴的痴情教师，那位为祖国振兴而奋斗终身的铁路工作者，且照亮我人生道路的父亲。
父亲恰如那张没有拼缝的桌面，愈是经受磨难，愈显露出磊落而明晰的光泽。
自幼好学 献身工程
父亲原名李绪西，1900 年 12 月 12 日出生于河北省迁安县的一个书香世家。他自幼勤奋好学，记忆尤佳，一生信奉科教兴国之道。幼时，他随祖父习四书五经；青少年时期，就读于北京汇文教会学校，因成绩优异，中学二年级时，以当时直隶省第一名的成绩直接考入清华学校高等科（清华大学前身），并在此时改名李吟秋。期间，曾参与《清华周刊》编辑工作； 1922 年公派留美，先后毕业于伊利诺伊大学铁道工程专业、康奈尔大学水利工程专业，并于普度大学研究院攻读桥梁建筑及结构学，分别获得学士、硕士学位。
1928 年，父亲归国后应邀赴东北葫芦岛、东北交通委员会任职，意在为东北的海港和铁路事业有所贡献。后因时任交通部次长、黑龙江省主席的主管人常荫槐遇害，返回天津，从此开始了他工程实践与教育相结合的生涯。
（父亲在国外留学期间照）
大红桥——见证父亲的执著
1929 年至 1937 年，父亲历任天津市政府技正兼华北水利委员会委员、工程师，天津工务局局长等职务，兼任北洋大学、工商学院等大学教授，并著有《凿井工程》、《市政工程》，对天津的水利、市政建设做出诸多贡献。其中，让他最难以忘怀的，便是天津西河新桥，即现今的大红桥。作为设计、施工负责人，父亲对大红桥可谓呕心沥血，每每谈起这段往事，都格外激动。
对于大红桥，父亲在当时除了对其上部钢结构精心设计外，还对桥位地段的水文、地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，他认为护岸不保，桥将不存，提出了应投入较多的资金用于加强护岸工程的观点。
父亲的方案无疑是正确合理的，现今屹立的大红桥经历八十六年的洪水冲刷考验，就是最好的证据。然而在那时，却遭到了当时掌握技术大权的法国人、建桥委员会海河工程局总工程师哈代尔的百般阻挠与反对。
据《天津文史资料选辑》记载：“于 1933年始筹建的新大红桥……总工程投资约五十万元，其中桥梁工程为二十六万元，所余款项为修建左岸冲刷河段大型护岸工程之需。从桥梁主体工程造价来看，远比下游几座大桥低廉。”
由此段可见父亲对护岸工程之重视、上部结构设计之精、外国人极力阻挠之用心——建桥费用由外轮入关税支付，亦可以理解当时父亲克服阻挠之艰辛。
大红桥工程，不仅突现了父亲的科学态度和全面的技术功底，更体现了父亲在工程实践中，为坚持真理，不屈不挠、实事求是的精神和魄力。
（1937年大红桥落成，由于日寇入侵未举行落成典礼，父亲（右起第 5）匆匆留影后逃离天津。）
后方抗日不忘教育
大红桥工程于1937 年夏竣工，未来得及参加通车典礼，父亲即匆忙离津，经香港、越南到达了西南边陲云南昆明。那是因为父亲对建设大红桥及其它诸多方面的贡献，引起了日本人的极大关注，日本人企图以高官厚禄拉拢甚至威胁他为其工作。父亲不顾日寇的威胁利诱，冒着生命危险，在母亲胡经文的支持下，毅然化名，假扮商人只身乘英国轮船逃离天津。在轮船上，为不暴露身份，父亲忍痛将心爱的科技书籍及绘图仪器等尽抛海中，躲过一劫。
（1945年7月，建国中学初中结业典礼部分师生和来宾的合影，前排左起第五为吴唅，第六为闻一多，第八为李吟秋）
父亲怀着为国为民的赤子之情弃家出走，逃到祖国的大后方，曾在叙昆铁路、石佛铁路、个碧石铁路任职。继续以自己的专长效力祖国。抗战期间，父亲仍不忘教育。他与友人甘济苍、吴融清、胡淑贞等人在昆明与呈贡县间的跑马山下，积极创办“建国中学”。他亲题“校训”，为校歌作词；约请西南联大萧涤非教授、沈从文夫人张兆和女士等兼课；请闻一多、吴晗、李公朴等知名人士演讲，向学子传播思想、文化。在抗战的艰苦时期，为培养一代新人积极奉献他的才智。
抗战胜利后，应著名数学家、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之委托，父亲组建云南大学铁道管理系（后改为铁道系），并任系主任。1949 年任云南大学工学院院长，为专一教育事业，辞去了铁路管理局工作。此后，直到退休，父亲一直站在教学第一线，同时又置身于繁忙的系务行政领导工作。
铁道专业的“活字典”
解放后，1953 年 8 月，全国高校院系调整，父亲率领铁道系师生，奔赴湖南长沙，组建“中南土木建筑学院”，历任“铁道运输系”、“铁道建筑系”主任。1954 年被选为湖南省科协主席。1956 年升任二级教授，成为国务院首批批准的、当时中南土建学院的第一位带研究生、副博士生的导师。1961 年长沙铁道学院成立，父亲先后任铁道运输系、铁道工程系系主任，中国铁路桥梁建设史编辑委员会顾问等职，直到 1977 年退休。
铁道专业成立不久，没有现成的教材和中文参考书，而且每学期的授课内容都不一样，父亲又担负多门学科的教学，日以继夜的编写、誊写讲义，找人印刷、装订。他收集我国和英、美、法、德的书籍、资料，编写了《铁道建筑及养护》等教材。教材内容几乎涉及到土木工程类的各门专业课及各门专业基础课，还包括管理学科方面。完成这些繁重的工作，若不是有扎实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基础，真难以想象。
当时刚解放，国民党飞机经常轰炸骚扰，我和兄弟姐妹几个人的首要任务，就是保护好讲稿，帮助父亲肩扛手提跑警报。那都是他为学子呕心沥血的成果。就是这些教材，在西南、在中南，特别是解放后，为祖国培养出一批批急需的铁路技术战线的骨干。
（父亲的工作笔记）
到长沙后，苏联的参考书日渐增多，在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基础上，父亲又为铁道系编写“铁道建筑”、“铁道选线设计”等教材。由于公路建设的需要 ，他与王学业老师合译俄文版《公路学》；为建设森林铁路和矿山建设的需要，父亲编著了《窄轨铁路的选线与设计》，于 1959 年出版。
（父亲工作照及编著）
父亲学识渊博，通晓英、德、法、俄四国文字，懂藏文。人们称他为“活字典”。
他翻译了许多资料，为我国援建的坦赞铁路说明书中译英。此外，铁道部和交通部以及各设计院也常常送来一些涉及到各学科的、不同文种的急待解决的疑难资料请他译出。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有事找到他，他工作再忙，也是积极、热情地完成，决不拖沓。即使他不能直接解决的问题，他也要查找资料、文献，提供解决问题的途经或推荐有可能解答的部门和个人。
他书桌的灯光总是为需要他的人而点燃。
父亲生长在民国初年，深受过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之苦，又在国外学习、考查过，更明白东西方差距大、落后就要挨打的硬道理。科教兴国的紧迫感，较之一般人更为强烈。正因如此，父亲一生的精力和心血大都投身在教育事业中。
他从事教育，有着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使命感。他常说，这些年轻人，十年、二十年后，就是国家的栋梁，国家要靠他们；作为教育工作者，应该担负起“传道、授业、解惑”的使命。
他借鉴、吸取古代教育家、思想家的教育思想，结合当时社会现状、教育状况，勇于提出自己的见解，身体力行，教书育人。早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中期，他就著文论述，明确提出他的教育理念和办学的主导思想。
为了民族全面的振兴，他有自己的原则和抱负。解放后，在办学和教学的实践中，父亲与时俱进，力求用所学到的马列主义观点，进一步阐述、诠释前人的学说，提炼古代思想之精髓，为培养新一代人才服务。难能可贵的是，在极左时代，在一次次遭受打击的情况下，他不随波逐流，不人云亦云，始终坚持自己心中的理想，不懈地追求，并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。他不赞同全盘摒弃西方而片面地学习苏联，反对不顾国情将专业过于细化。
生活的现实及关爱之心促使他萌发了写一本关于青年思想修养、学习、生活的书，供教育工作者和年轻人参考。
正是这种责任感，让他拿起了笔。尽管那正是“阶级斗争要天天讲”的年代。他仍然一如继往，古为今用。认为古人早就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，待人们去继承、去开发。为此，他更深入地究习经典著作。不仅如此，他还认认真真地读毛主席的书，读马、恩、列、斯有关教育方面的书籍，读苏联教育家玛卡连柯的书，读刘少奇的《论共
产党员修养》，就像他搞科研那样地投入。他还广泛阅读中外名人的传记和当代先进青年的事迹。从此，父亲的书桌历时几年不知疲倦地载荷着父亲夜以继日、日以继夜地辛勤耕耘。但万万没料到，正当收获的季节来临时，这些宝贵的资料和写作却被“史无前例”地诬为“企图用封、资、修的货色与党争夺年轻一代”而付之一炬。
由于他渊博的知识，生动的授课以及平易近人的风度和对青年一代真诚的关怀与爱护，父亲与青年教师和学生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情谊。
父亲与年轻人交流的内容是广泛的。对于人生的困惑、家庭的矛盾、学习上的困难、恋爱的苦恼……父亲都是耐心地循循善诱，以自己的学习方法、心得体会、人生阅历，进行交流、启迪和开导；或以古今中外名人学士的坎坷经历、成功的道路来缓解一些钻牛角尖的心态，激励起奋斗的勇气。父亲是用他的心来传递一种年轻人成长过程
中需要的精神。师生间书信往来不断。甚至他去世后几十年了，逢年过节仍然有学生来信问候已九十九高龄的师母，汇报他们的事业和儿孙的好消息。
在书桌上运筹帷幄
文化大革命年代，父亲作为“反动学术权威”第一个被揪出来挂牌示众、抄家、批斗，进而“扫地出门”。父母亲被赶进筒子楼一层一间约十五平米的又黑又潮的房间居住。而打击最大的，莫过于那些大量的凝聚着毕生心血的书稿、资料、书籍、信件被抄走，只给他留下了那张书桌。
在每月只有几十元生活费的日子里，为保证父亲的营养，母亲不顾反对，执意养鸡下蛋，鸡窝便被安置在书桌下。为便于清扫，桌下用炉灰铺垫；把鸡用笼子罩住。母亲的家当——油、盐、酱、醋瓶，砧板、面板……一应炊事杂物，也占了满满一桌面。父亲的书桌从此成了鸡窝、案桌、饭桌等的多功能桌。就在那恶劣的环境下，父亲还是坚持学习一本不知他怎么留下的华罗庚著“运筹学”，在桌面上的瓶瓶罐罐间，继续“运筹”着铁道部的课题“全国铁路网的合理规划”。
父亲的晚年照
父亲是幸运的。在那个艰难的时代，他得到师生、领导的暗中关照。一个个示意“保重”的眼神，都给予了他莫大的欣慰和鼓励，让他得以幸存下来，终于看到了“四人帮”的覆灭，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，使他尽情地放射出夕阳的余辉。父亲得到了落实政策，他又点燃起那盏小灯，重新坐在了书桌前，为铁道学院新成立的外语系编写《铁路英语科技文献汉译方法辑要》专集及专业英语教材，为铁道部送来的不同文种的资料进行翻译。年近八旬的他，还和青年教师一起听日语课，并且翻译出一本日文的“桩基础”。
就这样争分夺秒地追赶着失去的时光，在他的书桌上尽情地耕耘着、播种着……
（一审：金玲攀 二审：张英贵 三审：彭满如）
